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蝴蝶人黔东南苗族文化博客

多彩贵州省 美丽黔东南 苗文化中心

 
 
 

日志

 
 
关于我

本人系贵州省散文学会会员,中国民族博物馆苗族文化雷山研究中心首任主任,已出版《报德苗族》社区调查专著(合著第一作者)、《雷公山苗族传统文化》个人论文集、办《雷山县乡土教材》执行主编。现致力于苗族创世文化研究,著《中国古代苗族天文历法研究》100万字送贵州民族出版社,按合同于2014年12月出版。此外,还著有《西江千户苗寨农事历》、《中国苗族万年长历》、《苗族迁徙与稻作发明研究》、《苗族医药经典理论研究》等书稿,。.欢迎光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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黔东南苗族风情  

2017-01-30 18:42:08|  分类: 苗族习俗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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黔东南苗族风情

 

雷秀武

 

黔东南是苗族最大的聚居区,黔东南苗族传统文化保存完整,民族风情浓郁,许多风俗习惯体现了浓厚的民族特色。现将我亲身经历的一些文化现象整理于后以飨读者。

 

欢乐的“吃月亮饭”——“中秋”习俗

 

    八月十五中秋节,凯里、雷山、丹寨、麻江等地苗族青少年有“吃月亮饭”之俗。中秋这一天,当夜幕降临后,,村寨里的青少年在村边寨旁烧上一堆篝火,架上锅,从地里“偷”来毛豆、南瓜、花生等物(不拘谁家的)和从家里带来的糯米混煮,谓之吃“月亮饭”。吃罢“月亮饭”,大一点的男孩女孩分开学习情歌、古歌、酒歌,小一点的男孩女孩在一起玩“老鹰捉小鸡”、“老虎吃猪”等游戏,村寨上空弥漫着欢乐的歌声和笑声。

在苗族的传统伦理道德规范里,偷别人的东西是绝对禁止的行为,唯独八月十五这一天是例外,这一天不但允许小孩“偷”点南瓜、花生、毛豆来煮月亮饭,被“偷”人家还为被“偷”庆幸,没有被“偷”人家脸上没有光彩。关于吃“月亮饭”的起源,这一带流传着一个美丽的神话故事:在很久很久以前,在凯里和丹寨交界处的一个苗寨里,许多家庭结婚多年都没有孩子,其中有一对中年夫妇叫“王砂”和“榜耶”,结婚15年了还没有孩子,因此,他们特别羡慕有孩子的家庭。有一年的中秋之夜,“王砂”和“榜耶”照例要巡视他们的园子。当他俩来到花生地时,看到几个小孩正在“偷”花生吃,善良的“王砂”和“榜耶孩子们生吃花生要生病,于是从家里拿来铁锅和糯米,烧起篝火,叫孩子们把花生、南瓜、毛豆等物混合煮吃。吃完“月亮饭”,其中年纪大一点的小孩说:“我们是从‘噶两’(苗语音译,意为‘天神’居住的地方)那里来的,是准备来给世人当儿子的,你们这么善良,就是我们的好父母,我们决定要给你们当儿子。”说完这帮孩子就不见了。第二年,“王砂”和“榜耶”生了一对双胞胎,以后又生了许多孩子。村里的家家户户看到“王砂”和“榜耶”有了小孩,于是也学“王砂”和“榜耶”在八月十五为孩子们准备篝火、铁锅等物给孩子们煮月亮饭,煮月亮饭的习俗就是这样形成了。

 

神秘的“天堂之旅”——“跳稻花神”

 

    农历七月或七八月之交,在水稻扬花的秋夜,雷山、丹寨、台江、剑河、凯里、麻江等地苗族青年男女有跳“稻花神”(又叫放“七姊妹”)之俗。在水稻扬花、秋风凉爽的月夜,男女青年集中在一起,在地上摆上一碗米,插上三株正扬花的稻穗,点上几柱香,烧上几张纸钱,一个或几个男女青年用毛巾蒙住脸,在头上插上一穗杨花的稻穗,坐在凳子上,由几个人用簸箕对其使劲煽风,使他(她们)进入半昏睡状态,再由一人或数人与其对唱,用歌声“引导”他(她们)到“阴间”去“拜访”祖先的“英灵”,谓之跳“稻花神”。据说活人的“灵魂”受簸箕风煽以后可以升天,在扬花的稻穗的指引下到祖先居住的地方去“访问”,众人可通过该人之口咨询运程流年及婚嫁、姻缘等大事。

    苗族实行的是严格的氏族外婚制,同姓同宗的男女青年平时是不能在一起玩耍的,更不能谈及婚嫁及涉及感情的话题的,唯独在“跳稻花神”时,就是亲兄妹、姐弟也可以在一起玩耍,可以谈涉及感情的话题,可以唱涉及感情问题的歌,这是一个特例。

“天堂”自然是没有的,“灵魂”当然也是没有的,但苗族的“跳稻花神”确有其神秘之处。“跳稻花神”的神秘之处在于,“跳稻花神”的人,不论平时能否唱歌,一旦“稻花神”“附身”,只要有人用歌声提问,“稻花神附身”的人就能用歌声回答,不论是情歌、酒歌、古歌、嘎百幅歌、姊妹歌还是汉族山歌都可以对答如流,这确实是无法解释的现象。改革开放以后,“跳稻花神”习俗逐渐淡化,只有在40岁以上的中年人的脑海里还有深刻的记忆。

 

“避邪”之形行“预防”之实的保健习俗

 

生活在雷公山麓的丹寨、雷山、台江、榕江等地的苗族,有农历六月初六采百草为药、晒药等习俗。在丹寨的排调、雅灰,雷山的大塘、桃江、永乐、达地等地,每年的农历六月初六这一天,苗族同胞除了采百草为药、晒药外,还要采来几十种甚至上百种草药,晒干后扎成小药包挂在儿童身上以“避邪”,这种习俗从形式上看是“避邪”,实际上是行“预防疾病”之实,是一种苗族特有的健康保健文化表现形式。

 

小小笋壳系风情——夏季“游方”习俗

 

    在丹寨和雷山交界的孔庆一带,许多苗寨的村边寨旁栽种有许多美丽的凤尾竹,那随风摇曳的凤尾竹形成了苗寨一道道亮丽的自然风景线,而围绕凤尾竹的笋壳又形成了一道更加亮丽的人文风景线,令人久久难忘。

    在过去物资匮乏的岁月里,苗族女性做布鞋的鞋底,首先要用既能防潮又硬挺且还可以用针穿通的东西做衬底,凤尾竹的笋壳是最好的材料了。母亲做给孩子们日常穿的鞋子,姑娘们要送给情人作为的定情物的布鞋,都离不开小小的凤尾竹的笋壳,每年农历七月底八月初,雷山、丹江、大塘、桃江、望丰、西江等乡镇的苗族女青年都要蜂拥到丹寨的孔庆一带捡笋壳,一时间,孔庆一带苗寨的一丛丛凤尾竹下留下了俊男靓女的倩影和歌声笑声。

    作为情窦初开的怀春少女,“捡笋壳”自然只是向父母“请假外出”的借口,目的是通过这样的活动寻找中意的情人,而女孩的父母也是心知肚明,女儿有了“正当”的理由,父母也就顺水推舟,玉成好事。当一拨拨靓女络绎不绝来到孔庆一带的时候,可乐坏了孔庆周围苗寨的后生,,也乐坏了他们的父母。苗族有个传统的习俗,一家的客人就是全寨的客人,全寨人都要为接待好客人而忙碌奔波。白天,父母们忙着为小客人们准备可口的饭菜,为的是给小客人们留下好印象,为自己的儿子找对象架桥铺路;后生们忙着给远道而来的客人们带路捡笋壳,尽一份地主之谊,于是,捡笋壳的路上飞歌声、情歌声、笑声不断,凤尾竹下,摇曳的竹尾和缠绵的情歌交相辉映,让人流连忘返;到了夜晚,后生们集中到客人落脚的人家家里和客人们对唱情歌,缠绵的情歌声穿透清凉的秋夜,在旷野里弥久不散。

    聚散总是两依依。三两天的相聚匆匆而过,当客人们满载而归时,后生们一遍又一遍唱起留客的情歌,相送一程又一程,一路歌声一路情,直到很远很远。世上没有不散的宴席,送客总有分手的时刻。分手时刻到了,后生们唱起送别的飞歌,目送客人渐渐远去……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生产力的发展,人们可以不用刻意去寻找笋壳来做布鞋了。随着“基本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和“基本扫出青壮年文盲”的“两基”目标的实现,再加上打工潮风暴的席卷,雷山丹寨交界处的孔庆一带已不再是世外桃源,以捡笋壳为载体的这种“游方”形式以日渐式微,但在40岁以上的中年人的脑海里却已刻下永不磨灭的印痕。

 

“贿神”——苗族“送灶神”习俗

 

    “送灶神”原本是中原地区汉族的习俗,不知从什么时候起,这种习俗也传到了苗岭腹地,在丹寨和雷山交界地区,也有“送灶神”的习俗。不过,这一带的“灶神,可不是“灶神爷”而是“灶神婆”。每年的腊月二十三日下午煮好晚饭后,家家户户都要将灶房打扫干净,将灶堂里的火种熄灭,将煮好的两条鱼、两块JJ头肉、两杯酒、两坨糯米饭、两个碗和两双筷摆在砧板上,由女主人点上两拄香、烧上几张线纸祭粑“灶神婆”。祭“灶神婆”不像祭祖先那么认真,主妇只要掐一点鱼、肉、糯米饭于地上,请“灶神婆”出来享用,将刀头肉分给孩予们吃掉即可。祭祖时,酒可是像征性地滴几滴即可,而祭“灶神婆”则不同,要将大半杯酒倒在地上。祭“灶神婆”这一天,一家人都要悦“吉利活”,不许争吵、不许骂街,也不许说得罪“灶神婆”的话。

    据说,这天“灶神婆”要回到“迁嘎领、者嘎兑”(即天仙居住的地方)“汇报工作”,如果争吵或说了得罪“灶神婆”的话,“灶神婆”会对“嘎领、嘎兑”说人间的坏话。

    为了保证一家人一年的平安,必须采用“行贿”的手法,将“灶神婆”灌醉,使她昏昏糊糊的忘了说话。

  “灶神婆”在苗族神界里到底属于什么级别的“神”,谁也说不清楚,不过,从日常生活中人们可在灶门口洗脸梳头、吵架骂街,有时端较重的甑子时还可以踩在灶上的情形来看,“灶神婆”大约也不是什么高级别的“神”,充其量不过是“以工代干”的炊事员罢了。

“灶神婆”的来历,这一带流传着这样一则故事:很久很久以前,在一个遥远的苗寨里,居住着一对富有的夫妇,他们只有一个独生子。为了传宗接代,夫妇俩很早就为儿子定了姑姑的女儿为媳。儿子长大以后,瞧不起好吃懒散的表妹,在“游方”过程中和另外一个姑娘相爱。母亲知道后,坚决不同意这门婚事,并将儿子赶出了家门。很多年过去了,由于夫妇俩苛待长工和佣人,大家都跑光了,水没人挑,饭没人煮,田没人种,夫妇俩只好靠卖田地度日。又过了几年,田产卖光了,夫妇俩只好沿街乞讨度日。有一天,老太婆走到一个山坳,看到山坳上有一户富足的人家,就走进去讨点吃的。这户人家里只有两个小孩看家。小孩看老太婆很可怜,就把老太婆请到灶门口烤火,并请老太婆在灶边吃饭。这家的大人回来了。老太婆一听是儿子和儿媳的声音,羞得无地自容,于是钻进灶里藏身。儿子和媳妇千呼万唤,老太婆就是不肯出来。没法,儿子只好用力将太婆从灶孔里拉了出来。由于老太婆钻进灶弄得满脸烟灰,儿子也认不出来。媳妇打水给老太婆洗脸后才知道是自己的婆婆。媳妇又去将公公接来,一家人幸福地生活着。因为奶奶曾钻过灶孔,俩孙孙经常戏称奶奶为“务棱”(即灶奶)。这件事情让“嘎领、嘎兑”知道了,在老太婆死后封老太婆为“灶神婆”。老太婆钻灶孔的这一天是腊月二十三,因此,后人也将这一天作为祭“灶神婆”的日子。

 

农耕文明的化石——苗族“活路头”制度

 

“活路头”制度是苗族在历史发展长河中创造的农耕文明之一,在20世纪70年代以前普遍实行。“活路头”制度包括“动土”、“封土”和“开秧门”、“关秧门”等内容。“活路头”是村寨中承担指挥和安排农活生产任务的自然领袖,一般由精通农活技术、懂得节令气候、经验丰富的男性农民担任。“活路头”属义务性质,有世袭和公众推举两类。

 

“动土”“封土”——苗族重要的农耕民俗

 

“动土”即春耕伊始时由“活路头”主持的仪式,一般在春节后的第一个“卯”日或“辰”日以自然寨为单位举行。“动土”以后,村寨禁止吹芦笙,到“吃新”以后才解禁。“封土”即一年耕作和收割结束后举行的仪式,一般在“苗年”后第12天举行。是日,“活路头”祭礼来到举行“动土”仪式的田块进行祭祀,是为“封土”。此后,村寨上任何人均不能再下田劳作。自20世纪50年代以后,此俗已基本消失。苗族的“封土”,一般限于水田,“封土”期间,旱地仍可耕种。

 

“开秧门”和“关秧门”——苗族农业种植业生产主要民俗

 

    “开秧门”是苗族水稻移栽时的重要仪式,一般在播种后的第三个“卯”日或“辰”日或“午”日举行。“开秧门”前,任何人均不得事先插秧。进行时,家家户户采来树叶、野花等将糯米饭染成“五彩糯米饭”庆贺。“开秧门”这天,“活路头”先行来到田边祭祀,在田头插上一根茅草后插上几蔸秧苗,是为“开秧门”。“关秧门是一季水稻移栽结束时的仪式,日子多选在“开秧门”后的第三个“卯”日或“辰”日。是日,家家户户包好粽子,备好酒菜,将田栽完,插上绑有包过粽子的粽粑叶、辣椒、白刺根、刺苞枝、米草包的木棍,洗净各种栽种用具,返家家祭庆贺。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科技进步,苗族“活路头”制度已日渐为“科学种田”替代,只有在中年人的脑海里留下模模糊糊的记忆。

 

村寨的“法官”——苗族“理老”

 

    “理老制”是苗族重要的社会制度,“理老”是苗族特有的村寨的“法官”。“理老”苗语称“利娄”(意为理老),是苗族“习惯法”的重要支柱,主要负责财产、山林、婚姻等民事纠纷和械斗、群殴、凶杀、强奸等治安案件的“裁决”和“执行”两大部分事务。“理老”是苗族社会半专职的“习惯法”“法官”,是苗族社会的精英,由精通《贾》和各种古理古规,能说会道,办事公正的人担任。

“理老”不是行政职务而是一种荣誉职务,其身份和作用随时都有变化。有人请去充当主持人,主持调处纠纷时,“理老”是“法官”;有人请去帮助辩理跟对方“打官司”时,“理老”是“辩护律师”或“诉讼代理人”;当“案件”“判决”以后,“理老”是“执行庭”的“法警”,“理老”的社会角色不是一成不变的。而当纠纷是非曲直区分出来,主持调处的“理老”作出“裁决”以后,辩护律师与主持裁决的理老一起共同负责判决执行的监督。“理老”的产生有自然形成和“公推”两种方式,自然形成的“理老”多是精明强干,能说会道、办事公正的人在调处纠纷过程中逐步显示才干、逐步得到社会的公认,进而形成“理老”。“公推”是由村民将村民中能说会道,办事公道的人推举出来担任本村的代表,负责代表本村全体村民与外界打交道的人担任,前提条件是能代表体村人的利益。20世纪50年代以前,“理老”是苗族社区社会秩序和社会治安的主要维护者。

“理老”不归氏族或村寨所有,他既可以为氏族和村寨服务,同时也为社区服务。不论是自然形成的“理老”,还是公推的“理老”,都是有事理事,无事生产,没有奉禄,没有津贴,也没有什么特权,只有在受人之托充当“辩护律师”或“代理人”时,当事人根据自己的实际给予一定的报酬。作为一种社会制度,“理老制”的一个重要特征是“理老”不代表具体人的具体利益而是代表一种社会的公理而存在,“理老”是为社会公理服务的。

 

社会公平的“督察”——苗族寨老

    

“寨老制”是苗族的又一重要的社会制度,“寨老”是苗族社会公平的“督察员”。“寨老”苗语称“构昂”(意为寨公)或“娄方构昂”(意为方老寨公),是历史上苗族村寨中负责主持制定维护村寨社区社会治安、公私财产和伦理道德的乡规民约,主持召开村民大会制裁违背村规民约的人和事,调处村民内房族之间纠纷,代表本村寨调处与邻村寨之间的矛盾和纠纷的德高望重的长者。一般由村寨中年高德劭者担任,有公推和自然形成两种。当村寨因邻里之间或房族之间因财产等问题引起的矛盾和纠纷时,寨老出面召开当事人双方会议进行调处,按村规民约进行裁决和处罚,并负责裁决的执行。当村寨之间或因财产纠纷或因婚姻纠纷,经“理老”裁决后交村寨执行时,寨老成了执法者。在现实生活中,“理老”和“寨老”不是绝对分开的,有的“寨老”身兼“理老”,身份可以互换,但“寨老”和“理老”的作用是有区别的。作为一种社会制度,“寨老”是小型社区的社会治安的重要维护者。解放前,苗族的“寨老制”在维护地方社会秩序中起到了很好的作用。同“理老”一样,不论是自然形成还是群众公推,“寨老”都是有事理事,无事生产,没有奉禄,也没有特权。

 

“人治”到“神治”的转折——苗族“议榔”

 

    “议榔”是苗语“构榔”的意译,是苗族社会中一种以地域为基础,在一定地域内由村寨首领们共同议定某些规约,通杀牛祭祖后使之变成“神”的意志,由“神”的力量对“人”进行管理从而实现对社会控制的一种社会的政治制度,其管理机制是泛神机制,是20世纪50年代以前黔东南苗族社会管理的重要支柱。“榔”是苗族社会中为维护地方利益,维护社会秩序和社会治安及公私财产而形成的一种社会组织形式,它是“议榔”制的基础,其主要特征是地域性的而非氏族性的,一般由一个民族内部同类服饰的数个或数十个村寨组成。

    “榔”内有“榔头”、“理老”和“祭师”三类首领人物。“榔头”主要是负责主持召开全榔成员大会,议定和修改“榔规榔约”,处置违背“榔规榔约”的人和事,对外宣战等等事宜的首领,一般由全体“榔员”公推那些威信高、能力强、敢作敢为、办事果断的人担任。“理老”由“理老制”的“理老”担任,主要职责是根据《贾》和古理古规,议定“榔规榔约”,依据“榔规榔约”“审判”和“裁决”违背的人和事及调解各种纠纷。祭师即巫师,一般自然形成,主要职责是主持“榔”内的祭祀活动和“神判”等活动。

    “榔”的最高权力机关是“议榔”大会,参加“议榔”大会的是“榔”所管辖地域的全体公民。“议榔大会”的主要任务是讨论榔规榔约的制定和修改、讨论对外宣战、选举“榔头”首领、通过祭祀形成使约定的规约变成“神”的意志,用“神”的力量来进行管理等等。“议榔”大会议定的规约,一经“议榔大会”全体成员通过并通过祭祀仪式就成了具有“神秘力量”的“法律条款”,上至“榔头”,下至民众,人人都得遵守,无一例外。

“议榔”制度实际上是原始公社的部落联盟时期的“军事民主制”的嬗变,依靠“泛神”机制来实现对社会的管理功能,是苗族文化中传承最久远的文化现象之一,也是苗族对人类文明的一大贡献,是苗族保存下来的非物资文化遗产。新中国成立以前“议榔制”是苗族社会自我管理的重要方式,新中国成立以后,这种自我管理方式及其内容已经离现实生活渐行渐远,但“议榔”大会所制定的“乡规民约”,可以作为法律的补充,成为村民自治的重要内容而在和谐社会建设中发挥积极而重要的作用。

 

“不得以而为之”的裁判——苗族“神判”

 

    苗族的“神判”是与“议榔”文化相伴相生的另外一个亚文化范畴,也是“习惯法”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榔”内部的各村寨之间、“榔”与“榔”之间或村民之间发生了纠纷或违约之事,要由理老评判,对一些是非难以弄清、证据难以取得的纠纷和案件的裁决,要靠“神判”的方式解决。苗族的“神判”方式多种多样,有咀咒,有砍鸡、剁狗、捞油锅等。砍鸡,是在案件无法判明时由祭师主持,将一块板划上一条中线,由申请“神判”方将一只鸡放在中线上,争执双方各站一边,请一中间人举刀朝鸡头猛砍一刀,鸡头跳到哪一边板子上,站这边的一方即为输理一方。剁狗大同小异。捞油锅苗语称“菊他”(意为扎猛子下去捞取东西),一般是在“议榔”地点架一只铁锅,下面烧大火,锅内放三斤菜油,三斤猪油,三斤小米,三斤白蜡,将油锅煮沸,争执双方各请一巫师“过阴”作法,放一把无把斧头于锅内,双方各派一人打捞,以被烫伤者为输理。当今社会“神判”已绝迹,只留下一个动听的名词。

 

财产继承的异化——苗族“姑舅表单方优先婚”

 

    “姑舅表单方优先婚”是苗族重要婚制,在古代和近代苗族社会盛行一时。历史上,舅舅家的儿子有优先择聘姑妈的女儿为妻的权利。姑妈的女儿长大以后,必须嫁给舅舅的儿子为妻,俗称“还娘头”。如果舅舅家儿子因年龄等原因或没有儿子,姑姑家的女儿也必须嫁给舅舅房族的同辈子孙。这种舅舅家儿子有权优先聘姑妈家女儿为妻的权利是单方面的,所以称“姑舅表单方优先婚”。在这种制度下,舅舅家和姑姑家随着婚嫁的持续而不断相互易位,每隔一代就易位一次,形成循环往返,连绵不断。

这是苗族的财产继承制度决定的,为了保证嫁出的姑姑带走的氏族财产不外流,必须要求姑姑的女儿再带回来,这就是“姑舅表单方优先婚”存在的根本原因。近代苗族社会中,这种婚制已基本消失,只有月亮山区极个别村寨实行,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颁布实施以后,“姑舅表单方优先婚”彻底退出苗族的社会生活,只留下一种习俗而已。

 

“普那路亚”婚制的遗俗——苗族“姨表不婚”

 

苗族在实行“姑舅表单方优先婚”的同时又实行严格的“姨表不婚”婚制,这是一种与“姑舅表单方优先婚”并行不悖的婚制。在苗族看来,父亲兄弟的子女是一个婚姻集团,是不能成亲的;母亲姐妹的子女属于一个婚姻集团,都是亲兄弟姐妹,也是不能成亲的,而且姨表兄妹之间也不能“游方”,这是典型的“普那鲁亚”婚制的标志。这是苗族保存的“不可再生”和“不可复制”的“古老的制度”,是苗族口头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透过苗族的“姨表不婚”这一婚姻古俗,可以寻找到苗族历史上“普那鲁亚”婚制的蛛丝马迹,这是苗族给人类留下的宝贵的文化遗产。

 

赎取婚姻自由的“赎金”——苗族“你姜”

 

    “你姜”是苗语音译,意为“拜亲戚钱”。苗族认为亲属中舅舅最尊,因此,人们也称为“舅公钱”。“你姜”是姑姑的女儿出嫁后,由外甥女婿按一定程序献给妻子的舅舅的一笔钱。它是“姑舅表单方优先婚”制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同时,又是苗族男女青年特别是近现代苗族女青年赎取婚姻自由的手段。过去,“你姜”数额有“白银三百两,鸡鸭三百只”的夸张之说,实际上一般为八两六、六两六、四两四或二两二白银。20世纪50年代以前,“你姜”多半为一两二钱白银或十二块银元。

“你姜”有“大姜”和“小姜”之分,“大姜”主要是献给妻子舅舅的财礼,“小姜”则是酬谢参加议定“你姜”的双方理老、寨老和双方德高望重的长者的程仪。“大姜”为大数,“小姜”为零头,如“大姜”为六十六元,“小姜”则为六元六角,余类推。一般情况下,“你姜”兑现后,女方父母将“你姜”的六成交给舅舅,留四成作为父母的纪念物,舅舅大多如数转赠外甥女作为纪念,父母亦赠女儿为私房钱。当代苗族的“你姜”用人民币支付,数额有五六十元到三五百元不等,视女方首饰多寡和男方经济实力而定。从江的加鸠、加勉和榕江八开地区的苗族没有“你姜”,但新妇过门后,男家必须以一头或三五头牛作为聘礼,女方以数目大体相等的猪回赠,史书有苗族“聘以牛酒”的记载。

 

个体对制度的抗争——苗族“不落夫家”婚俗

 

    黔东南苗族经媒证纳聘缔结的婚姻,在婚礼的第二天或第三天,新娘子则随同送亲的人们一同返回娘家居住;自主婚在认亲之后新娘子亦随同胞兄弟回娘家居住,待夫家有婚丧嫁娶或过节来人接女方到夫家小住数天又返回娘家居住,数年后或怀孕后才到夫家正式落户,称为“不落夫家”。

苗族的这种“不落夫家”婚俗,实际上是女性个体对于父系氏族制度取代母系氏族制度的一种抗争,也是父系氏族制度对母系氏族制度的一种妥协和让步。在母系氏族时代,女性处于中心地位,男性白天在自己部落生产和生活,晚上走到女方家同女方过婚姻生活,称为“走婚”。在以男子为中心的父系氏族社会里,要求婚姻双方的女方到男方家定居,这不论从女方的思维定式上还是从感情上都是无法接受的事实,“不落夫家”也就成了必然的选择,成了一种消极的抗争,这是一种“个体”和“社会制度”的不对等的抗争。当然,对于已经取得绝对统治地位的男性和父系氏族社会来说,必要的妥协和让步也无伤大雅,这就是苗族“不落夫家”婚俗得以保存的原因。

 

“落夫家”的典礼——巴拉河流域苗族的“端甑子”习俗

 

    巴拉河流域是苗族长裙服饰的中心区域,在这里,虽然各个苗寨居住的地势不同,语言方音不同,建筑形式有异,但整个流域的服饰装束是相同的,风俗习惯是相同的,文化特征是相同的,其中女性阶段性的角色转换仪式——“落夫家”仪式具有典型的意义。

    在巴拉河流域,苗族女子结婚并不意味着女子社会角色转换的完成。这里流行着一种特殊的习俗,那就是“端甑子”习俗。在整个“不落夫家”期间,为了能回娘家参加跳芦笙和“游方”活动,已婚少妇是不能端开婆家的甑子的甑盖的,一旦端了婆家的甑盖,就意味着失去了回娘家参加跳芦笙和“游方”活动的资格和权利,就意味着完成了社会角色的转换。作为饿“过来人”的婆婆,为了留住儿媳的青春,为了留住儿媳的心,总是给儿媳以更多的宽容,更多的方便的,有“不落夫家”的媳妇的人家的甑子总是敞开的。当儿媳妇生了小孩或者儿子分家另立炉灶以后,为了生活方便,在与儿媳充分协商,充分尊重儿媳意愿的基础上,婆婆选上一个好日子,备好鱼、肉和糯米饭,请来叔伯妯娌共同为儿媳妇举行“端甑子”仪式,庆祝儿媳妇“落夫家”典礼。在婆婆的精心安排和呵护下,儿媳妇半推半就,象征性地端起架在灶上的甑子,完成了“落夫家”的典礼,完成了人生角色的转换,然后举家饮酒庆贺。完成了人生角色的转换以后,回到娘家就不能再动娘家的甑盖,不能参加娘家举行的跳芦笙活动,在不能参加“游方”活动。

当然,在黔东南,中裙服饰和短裙服饰的苗族也有类似的习俗,只不过是把女性社会角色转换提前到结婚时就举行了。丹寨的自称为“尤”的苗族和丹寨、凯里、麻江三县市交界处的苗族,当女子出嫁以后连同夫婿都不能再动娘家的甑子,回娘家时不能碰到娘家的锅灶,体现了这支苗族在父系氏族社会取得统治地位以后,父系氏族社会对母系氏族社会的反抗的一种决然的态度。

 

男女平等的实证——苗族财产继承

 

    苗族家庭财产继承实行不均衡的儿女继承制,儿子和女儿都有继承权,田地、山林、生产工具、房屋、耕牛等不动产一般归儿子继承,金银首饰一般归女儿继承。财产的继承以血缘为基础,继子女一般无继承权,养子女一般履行“改姓”手续后方可获得财产的继承权。在遗产继承顺序上,不动产的第一继承顺序为子、父母,第二继承顺序为兄弟;首饰等遗产的第一继承顺序为女、父母,第二继承顺序姐妹,第三继承顺序为兄弟。首饰等遗产,一般妻子的父母或姐妹继承。一般夫妻间无相互继承遗产之俗。随着法制的逐步健全和苗族地区法律知识的逐步普及,苗族的遗产继承日渐按国家颁布的《遗产继承法》继承。

历史上,苗族在儿子成亲后分家时,将田地、山林、生产工具、耕牛等不动产扣除部分为“养老田”外按儿子数平均分配。“养老田”一般是谁负责瞻养父母谁继承,如系轮流瞻养,则轮流耕种或集体耕种。苗族社会中,父母多随幼子居住,房屋一般多为幼子继承。长子因分家后没有能力建房的,在分家时还多分一点点“长子田”或“长子山”,补助其建造房屋。首饰一般只有女儿有继承权,在女儿出嫁成家立业后,将其母所有和父母购置的首饰按女儿平均分配。如某一女儿已死而无子女,其首饰由母亲收回重新分配。

 

牯祭先祖  鼓聚族心——苗族“吃鼓”

 

    “吃鼓”是苗族最隆重的祭祖活动和最隆重的集会,也是最具苗族特色的口头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之一。“吃鼓”苗语称“努姜略”或“弄钮”(意为吃一届鼓,史称“吃鼓藏”),“努姜略”各地形式、内容大体相同。苗族的木鼓是苗族祖先的象征,平时藏于人迹罕至、干燥的山洞之中。“吃鼓”有三年、五年、九年、十三年一祭等,尤以十三年一祭最为普遍。

    苗族“吃鼓”有“醒鼓”、“祭鼓”、“送鼓”等程序,分三年进行,原则上寅年“醒鼓”,卯年“祭鼓”,辰年“送鼓”。“醒鼓”即寅年农历十月苗年过后第一个寅日,由鼓头、祭师等人到藏祖鼓的山洞唤醒祖先神灵,将鼓请回村寨,置于鼓头家中,由鼓头每天香火米酒祭供。

苗族“吃鼓”有“黑鼓”和“白鼓”之分,“黑鼓”的牺牲是水牯牛,“白鼓”的牺牲是猪。吃“黑鼓”原则上每户准备一头祭祖牛。“祭鼓”为“吃鼓”高潮,一般在卯年农历十一月第一或第二个辰日进行。之前,要通知所有亲戚一起来过参加“弄钮”。

“祭鼓”有“牛旋塘”、“吃簸箕饭”、杀牛等活动。“牛旋塘”是在“鼓头”、“祭师”和男扮女装的芦笙队带领下将祭祖牛牵到特定的“旋牛塘”顺时针方向旋转三圈的仪式。在“牛旋塘”时,最重要的仪式是在牛背上抹泥和撒米,这是农耕文化的集中体现。在农耕文明里,“田地”和“大米”是最重要的象征,“抹泥”意味着“鼓藏牛”将“江山”和“田地”背回家,同时,黄泥还表示“金子”,将“金子”背回家;“大米”是农耕文明的“根”,有了“大米”就有了一切,“鼓藏牛”背米回家就是把苗族农耕文明的“根”背回了家,同时,大米还表示“银子”,背米回家就是背“银子”回家。

“吃簸箕饭”是在“牛旋塘”的次日,由“鼓头”、“祭司”主持的祭祀仪式。凡参加“吃鼓”活动的每家每户都要准备一簸箕糯米饭、一块猪肉、一壶酒,抬到特定的地点供没有亲戚的来客享用。“吃簸箕饭”蕴涵“飨人”和“飨神”两层含义。从表面看,“吃簸箕饭”是为没有亲戚的看客们提供的“免费的午餐”,但骨子里是为了“飨神”,是为了来“看热闹”的“过往神仙”、“山神土地”、“孤魂野鬼”们准备的。“牛旋塘”和“吃簸箕饭”仪式结束后,男女老少参加踩木鼓、跳芦笙活动。

    杀牛是“吃鼓”活动的高潮。苗族“吃鼓”有严格的规矩,杀牛、破牛等一应事务均由舅舅系统的人承担,其他系统的人都要回避。凌晨时分,舅舅系统的人将牛从牛圈牵出来,固定在专用的木桩上将牛杀死,将牛肉分给众亲,将牛的内脏煮来待客,因此有人把“吃鼓”活动称为“吃鼓藏”。苗族的吃鼓活动实际上是一种将图腾物作为集体圣餐,将图腾物的力量转移到全体成员身上的图腾崇拜活动。

“送鼓”为辰年农历三月左右进行,由祭司和鼓头等人举行参拜祖鼓仪式后祖鼓送到原来藏鼓的地方保存起来。从此到下届“醒鼓”期间,任何人不得惊动木鼓,以免唤醒祖先的神灵。

 

 

(引《苗族百年实录》,中国文史出版社,2015年6月第1版,第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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